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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事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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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分析】
61，185人和61，135人，5月5日和17日，大连英博主场对阵北京国安和上海申花的两场比赛，大连梭鱼湾专业足球场分别创造了中超联赛历史第二和第三上座率纪录。
大连英博对阵上海申花比赛的上座人数。
梭鱼湾专业足球场很明显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从入场观众人数来看，显然并不存在什么所谓最高开放80%座位的原则，而在具体客队球迷看台设置上，则是位于北看台左手边角旗区最上方的几个看台，客队看台和主队球迷完全连成一片，体育场会安排安保人员维持秩序。新赛季至今，尚没有发生主客队球迷冲突的案例。
以申花最近两次大规模远征为例，上周末和大连英博的比赛，大连方面在市中心一家五星级酒店，为申花球迷安排了往返梭鱼湾足球场的接驳公交车，这给申花球迷看球提供了很大便利，这个措施也得到了客队球迷的一致称赞。
中超联赛上座人数排行榜。
除了创纪录的上座率，京沪两地数千名远征球迷某种程度还极大撬动了两地文旅经济，这显然非常契合如今“体育赛事带动经济发展”的思路。
如何拥抱赛事经济需认真研究
中超赛会制期间，大连就一直是联赛的一个赛会制所在地，而在从赛会制转为主客场的过渡阶段，大连也是最早允许球迷入场看球的城市。足球城在对待足球的观念上，的确值得其他一些中超球队所在城市借鉴。
上周末，3000余名申花球迷从上海奔赴大连，好几趟航班出现了绝大多数都是申花球迷的近乎包机现象，为此有的航班机组还特地通过广播的方式给远征球迷送上祝福。部分球迷也遭遇人在囧途的尴尬，部分球迷航班遭遇机械故障取消，有人改签的航班还遇到了备降烟台的小插曲，最终周五早上出发深夜近11点才抵达大连……
远征球迷撬动文旅经济
“当然，不是所有比赛两队球迷之间都会很友好的，那么根据过往的情况，也需要对比赛进行研判，如果可能出现风险，也需要有更多预案，而低风险的比赛，还是可以尽可能放宽限制。”
票房收入的确成为很多俱乐部最重要的收入来源，高上座率的俱乐部每一个主场比赛门票收入可以接近或达到500万元，一个赛季全部收入可以达到数千万元，再加上当地管理部门的一些补贴和联赛分红，过去几年，就有过中甲和中超少数投入不大的俱乐部能够实现财政平衡甚至略有盈利，其中很大部分原因就是球票收入。
大连英博主场和上海申花比赛全景图
公开资料显示，最近两年国家层面高度重视赛事经济发展，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2024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把体育赛事作为培育壮大新型消费增长点，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出台的政策文件中也把促进和扩大体育消费作为重点工作。
据澎湃新闻记者了解，算上抢到的主队区域球票，国安远征大连球迷人数超过了2000人，而申花远征军更是突破3000人，“除了去年最后一轮打成都，申花这几年客场远征球迷人数最高差不多就是2000人左右。”
申花球迷带着俱乐部官方发售的登机箱远征大连
据澎湃新闻记者了解，目前绝大多数中国体育场办足球比赛，都遵循着最多开放80%座位的原则，以工体为例，实际入场最高人数不超过5.44万人，因此新工体最近几年上座率的纪录，就是本赛季主场6比1战胜山东泰山时的54，309人。
80%座位外的20%座位，行业内统称为安全区域座位，“但其实最多开放80%座位，只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并不是说不能多卖票。”一位业内资深人士告诉澎湃新闻记者，最终足球比赛售票多少，取决于当地管理部门，“如果地方管理部门希望可以有更多球迷观赛，或者说对于赛事保障有足够的预案，那么完全可以让更多球迷入场观赛。”
上座率几乎达到满座
以中超联赛为例，目前，主场场均上座率超越4万人的球队包括大连英博、北京国安、成都蓉城，而上海申花、山东泰山两家球队上座率接近4万人，保持两万人左右上座率的球队还包括天津津门虎、深圳新鹏城、浙江、云南玉昆、上海海港、青岛海牛等球队。
一位有过相关工作经验的专业人士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对于足球赛事背后的经济，也需要用更专业的态度来认真研究，比如具体赛程的确定上，大连英博对阵国安和申花比赛创下上座率纪录，和比赛的时间安排也有很大的关系。
最近两场大连分别对阵国安和申花，上座率分别达到61，185人和61，135人，这已经非常接近6.3万名最高容纳人数了，占比已经超过97%。作为专业足球场，其实梭鱼湾并不是中超所有球场中容量最高的那个。全新改建后的北京工人体育场就可以容纳6.8万名观众，那么为何还是梭鱼湾连续创下上座率纪录？
简单估算一下，上海往返大连的机票加上常规的两晚住宿，平均每人的花费就至少在2000元，如果算上吃饭、旅游打卡等其他开销，这个数字还会有一定幅度的增长，3000人左右的远征球迷，带动千万元左右级别的消费，是可以预见的。
俱乐部负责客场球迷工作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他起初认为较远的大连客场远征人数应该不会突破2000人，“但实际上周一抢票没几轮就抢光了，后来很多申花球迷不得已去抢了主队区域的票。”
周末在大连市中心的人民路，到处都是身穿蓝色外套的申花球迷，很多申花球迷还特地打卡了一家于汉超爱吃的面店和大连著名传统足球名校东北路小学。市中心几家著名的海鲜烧烤店，晚上排队人群中也都是蓝色身影。比赛日当天上午，申花球迷还特地去了大连英博官方纪念品商店，买了很多盲盒公仔、围巾等纪念品……
而对于比赛双方两地的文旅来说，如何配合俱乐部更好为客队球迷提供看球方便，也是吸引客队球迷更多前来观赛的重要原因。“一方面，需要本地管理部门用更开放的心态来看待足球比赛，不要在入场人数等方面做太多限制。”一位业内资深人士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同时，两家俱乐部也可以就主客场对等接待球迷数量方面尽可能宽限，为更多客队球迷来看球提供便利条件。”
而上赛季联赛最后一轮，成都方面也对于数千名申花远征球迷的到来做好了充分准备，相关人士告诉澎湃新闻记者，获悉最后一轮会有大批申花球迷到来，蓉城俱乐部第一时间和当地管理部门进行了沟通，制定了多种预案确保比赛顺利进行，其中就包括特地在体育场附近开设了一个第二现场，统一安排没有买到票的球迷集体观赛。
成都蓉城为远征申花球迷在体育场附近开辟第二现场
对阵国安是五一长假最后一天的下午，北京球迷可以看完比赛直接乘坐飞机返回，而申花比赛是在周六傍晚，上海很多球迷都是选择搭乘第二天晚上回沪的航班，这样白天还能在大连继续游玩。
公开资料显示，梭鱼湾专业足球场可容纳球迷6.3万名，本赛季第三轮，大连英博首个主场对阵长春亚泰的比赛，就有60，126名球迷入场观看，这个数字当时就已经是2012年10月20日江苏舜天和广州队巅峰对决65，769人上座率后的中超联赛最高纪录。
大连最近两场中超联赛创造上座率纪录，背后还有国安和申花两支俱乐部“远征军”的功劳。按照主客场对等接待的原则，根据体育场实际开放的情况，大连英博俱乐部本赛季可以给客队提供最多2000张球票。
作为职业联赛为数不多走过30年以上的俱乐部，国安和申花聚集了大量习惯和球队一起远征的球迷，这批球迷往往也有很强的消费力。足球和中超联赛，在某种程度上正好承担着相关功能。
“每一轮具体比赛的开球时间，还是参考各个俱乐部意见为主，然后中足联会根据转播需求做统筹安排，那么在确定开球时间上，俱乐部和当地文旅是不是也会把这些因素考虑在内？这些都是拥抱赛事经济很重要的环节。”上述专业人士表示。
【球队数据】
斯托克斯是NBA的传奇球星，当年和马龙的组合，堪称一代经典。那个时期的爵士队，实力非常强大，不仅常年制霸西部，总决赛上和巅峰期的公牛队，都打得有来有回。虽然最终没能夺冠，但斯托克斯缔造了许多纪录，历史助攻王、历史抢断王，至今无人撼动。那他近况如何？大学任教，开地产公司，儿子进NBA，家庭幸福美满。
他的家庭也很幸福，斯托克顿低调谦虚，和妻子也是相恋多年，从一而终。两人感情一直很好，并且育有6个孩子。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孩子基本都从事体育。老大曾是橄榄球运动员，如今和斯托克顿一同经营地产公司。老二是篮球运动员，在海外联赛效力。老三大卫斯托克顿天赋最好，曾经进入NBA效力，如今也是转战欧洲联赛。
回顾他的职业生涯，10次入选全明星，9次拿到助攻王，2次加冕抢断王，11次入选NBA最佳阵容，2次带队杀进总决赛，这样的表现，可以用完美来形容。也是矮个控卫的代表人物，他也实现了财富自由，妥妥的名利双收了。
除此教练工作之外，斯托克顿也有不少个人投资，他还和家人一同创办了房地产公司，手下还有不少健身房，经济方面完全是不缺钱的。
斯托克斯的履历无需多言，他是一人一城的代表人物，职业生涯19年都在爵士队度过，并且有16个赛季全勤，历史第一。他生涯场均可以揽下13.1分2.7篮板10.5助攻的华丽数据，最鼎盛的阶段，实现了连续9年加冕助攻王的神迹，同样是历史独一无二的。97年和98年，则是带领爵士队打进了总决赛，最终都输给了公牛队。
在2003年之后，斯托克顿正式宣布退役。告别NBA舞台之后，他并没有远离篮球。斯托克顿第一时间回归家乡，他在斯波坎担任青少年篮球队的助教，一人带领了七八支球队，为家乡的篮球推广、建设、训练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到了2013年之后，斯托克顿又进入大学任教，他成为了蒙大拿州立大学的女篮教练，并且一干就是很多年。
近些年来，由于年龄增长，斯托克顿选择退居二线。64岁的他不在一线执教，而是转型成为了篮球导师，偶尔出席一些篮球活动。
四儿子也是运动员，最小的2个孩子是女儿，大女儿从事教育工作，小女儿则是篮球运动员，妥妥的体育世家。
【历史交锋】
任绍政，昔日辽宁省拳击冠军，如今在烤肉店做服务员。
“我已经不在这个圈很久了，其实我现在生活环境就是，怎么说呢，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压力，只不过就是压力跟压力不一样。我也从来不比，平平常常的，给自己家里边整好。”
如果人生再有一次选择，还会不会练拳击？任绍政的回答是：“会。”
“一出海就是一年，就那么搁海上漂着，手机没有信号，你说我咋挺过来的。”
“老回忆过去，小时候挺好，真挺好，那阵不大点，玩的多好啊，现在回不去了，一晃这么些年了。”
床头的墙上，挂着那张拳击队和邹市明的合影。在合影相框下的墙上，钉着一枚钉子，上面挂着一枚奖牌。看得出，直到今天，这段在拳击队的日子，这枚象征荣誉的拳击奖牌，仍然是任绍政家里最珍视的东西之一。
任绍政说：“脑梗这东西治不好，得慢慢养。人一生病就完了，谁能料到现在这样，没办法，赶上了，那就面对呗。”
任绍政的队友刘学龙在个人视频号“拳击刘学龙”中透露，体制内的比赛，运动员除了工资外一般不会有太多的额外收入，十几年前，他打到辽宁省冠军的额外奖励只有500元。
昔日拳击队的好友刘学龙来探望。跟着他的镜头走进任绍政的家，屋内陈设简朴，家具老旧，床上躺着任绍政的父亲。
任绍政现在最大的心愿，是每个月的开支都能有着落，让家里能维持下去。
任绍政曾经有个对象，一度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但后来吹了。“那阵是谈结婚了，她家就是各方面比较挑，咱也没那条件。四个字形容，一言难尽吧。”
“以后要不就学点啥，要不就自己干点啥，到时候再说，眼下没别的办法。给我爸整好了，整好了我不操心了我随便。”
在拳击圈里，打到全国顶尖、成为出名的职业高手才有可能挣钱，而体制内的普通拳手，收入并不高，要打商业赛才有机会赚钱。
时光流逝，当年对拳击有梦想的那个孩子，一度当上了辽宁省的拳击冠军，但如今，任绍政不打拳击已经十年，昔日做运动员的光荣与梦想，已湮灭在现实生活的一地鸡毛中。
当年任绍政打到了辽宁省拳击冠军的高度，但除了荣誉，钱并没有挣到多少。
出于怀念，任绍政和队友刘学龙一起回过当年练拳的体育馆，“感觉变了又没变”。
在综合训练楼，任绍政看到外立面已粉刷一新，进去一看，力量房一点没变，门还是老旧的塑封门，旁边另一个防盗门上写着“跆拳道”三字，但大门紧锁，沙袋等设备堆在门外。
对于以后的人生，任绍政没有具体打算：“说实话，先维持现状。”
“主要靠职业比赛、商业比赛赚钱，商业比赛涉及到出场费，比如你打赢了拿1万，打输了拿5千、4千这种。那时候打商业赛，最多的一场，出场费是1万，赢了的话额外再给3千。”
走进当年的运动员宿舍楼，任绍政说：“味道还是那个味道。”
“这中间可能还有一些俱乐部的抽成，教练可能也会抽走一些。”
从离开拳击队退役到如今，任绍政干过很多活，他用东北话说，那真是干活“干老了”：“餐饮、刷车、在工地给老板开车、当海员出海……都干过。”
“你像我现在干这活（烤肉店服务员），每天10点到10点，12个小时，一个月3千来块钱，有提成，提成也就200来块钱，全下来3千5吧，也没给上保险。”
时光流逝，当年对拳击有梦想的那个孩子，一度当上了辽宁省的拳击冠军，但如今，任绍政不打拳击已经十年，昔日做运动员的光荣与梦想，已湮灭在现实生活的一地鸡毛中。
“你看我这么长时间不练了，但那些拳击技术啥的，这辈子忘不了。都是学到心坎里的东西，从小学到大，能忘吗？只不过就是身体素质跟不上以前了。”
翻箱倒柜，任绍政找出自己当年练拳用过的拳套、手靶，上面已经落上了灰，他一边擦拭灰尘，一边眼里闪出回忆的光。
“压力大给我压的，各方面用钱的地方……像我爸得吃药，高血压药、脑神经药都得吃，吃那药一开一千多、一开一千多，咱说实话，我这工资也不够开药的。”
“人要是一旦大起大落，就能看清楚身边的所有人，鲜明对比。”
“进国青队打全国比赛，没有钱，我队友青年赛冠军好像给了1千，我全国青年赛第三，没有钱，一分钱没拿到。”
“别人可能说爱干不干，但我不行，我干这玩意是为了养家生活，我得想着这个月开支，家里各方面开销，我都得计算着点。”
“别的队可能有待遇好的，可能会更高，但辽宁这边，到运动员手里就500块钱。”
“这地面挺光溜，厕所也这么先进了。现在的寝室比之前牛多了，之前这门，你锁都锁不上。”
任绍政的拳击梦，是一脉相传的。他父亲也曾是拳击运动员，拿过省运会冠军，任绍政走上拳击之路，受父亲影响很大。
在这张奥运拳击冠军邹市明与本溪拳击队的合影中，前排左二就是任绍政，那时他还是个孩子，受到来访著名冠军的鼓舞，他那时的梦想是好好训练，在拳台上打出名堂。
“人生没有假如，但假如练拳练到现在，指定会是一个不一样的效果，人生的轨迹也完全不一样。”
至于打拳，任绍政有时候手痒了，也会“比划比划”。“去年夏天，我去拳馆打了一会，去玩一会。”
从墙外还能找到自己当年住过的宿舍窗户，刷的还是一样颜色的漆。楼门入口处，挂着牌子“本溪市田径学校运动员宿舍”，他们询问值班室里的宿管阿姨“现在还有拳击队吗？”阿姨回答说：“不知道”。
任绍政打的最后一场比赛是2015年，如今已经过去整十年了。
十年前，任绍政的父亲能走能跳还能打拳，但现在大多时间躺在床上，见人就爱流泪。因为脑梗，父亲之前住了好几个月医院，任绍政现在扛起了照顾老人、养家谋生的担子。
看着训练楼门口的大台阶，任绍政回忆起当年在队里练体能时的画面。“上下算一趟，要练50趟，那会儿也是强挺着。”
兜兜转转一大圈，任绍政如今在一家烤肉店当服务员，看到一些队友如今混得不错，他并不羡慕。“人生轨道不一样，有的人可能说是发展起来了，有的人可能还在平平碌碌的生活。”
“一般人想象不到那个感觉。海上潮，老潮了，干完活衣服全湿的，鞋里都是透的。那个被褥也潮，干活的时候把电热打开，等进去睡觉时候能把里面烘干了，是热乎的。”
任绍政感叹：“这一句不知道，给我整心酸了，本溪拳击队消失了啊？拳击再没有本溪这俩字了？”
“练拳击的苦，跟现在的苦比，那还是现在更苦。”（二头）
【球员介绍】
姚明辞去中国篮协主席的传闻在网络热传，多方消息源说法不一。
对于媒体的问询，中国篮协的工作人员表示“姚主席在单位呢”，而篮协副主席徐济成则回应称：“别听那些，谣言！”
前男篮教练、名宿蒋兴权曾这样评价李金生：“在篮管中心的干部里，他跟队时间最长，对训练、比赛和队伍管理都很有经验，很内行，我对他很有信心。”
说这话时，是男篮兵败之后，有记者暗示责任不光是教练的，还应该有位子更高的人来担责，暗指的就是姚明。
比如推动三人篮球发展，推广小篮球项目，让篮球多元化多渠道开花；
比如CBA球员合同制度的改革、工资帽制度、股份分红制以及转会制度规范化，试图加速CBA的职业化进程，避免少数球队垄断，促进联赛整体繁荣；
在上升通道狭窄的当下，当升学就业仍是绝大多数孩子唯一现实选择时，姚明想让篮球和体育成为学生成长和阶层上升的一个途径，难免碰壁。
一方面，主抓国家队成绩，是他后期的指标性工作，另一方面，也许抓好国家队，才能帮他争取到更大话语权。反之，则会……
比如“双国家队模式”的尝试，努力为年轻教练和球员创造机会和竞争氛围；
甚至一些自媒体还有了姚明利用职权贪腐的炒作，但在篮球圈里，根本没人信。
所以，对姚明较为客观的评价，也许是他在大厦将倾之际，未能挽狂澜于既倒，但真的很难责难他是篮球整体滑坡的责任人。
其实在姚明上任前，中国男篮的滑坡已经开始了。
在任上，爱钻研的姚明确实推动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管办分离的改革，在姚明上任七年后的今天，依然“中途半端”，且是否需要继续走下去，似乎有了争议。
例如体教结合、青训重心转向校园篮球和大学生选秀。可惜，这不光是体育部门的事，还涉及到教育乃至社会文化等更大更深的话题。
在姚李上任之初，篮球改革也被认为会朝这个大方向发展，很多人认为，李金生的使命，是带动篮管中心和篮协进行改革，逐步让篮管中心退出历史舞台，让篮协去行政化，真正迈向职业化。
2017年姚明上任时，总局下发《关于篮球改革试点的有关事项的通知》，篮管中心的“业务”职责移交给篮协，舆论一度欢呼这是“脱钩”了。
而在2017年前后，改革的大方向是：管办分离，改变行政体育思路，真正放权给各运动协会，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不过，即使个人品行并无瑕疵，但国家队成绩的硬伤，难免影响姚明的话语权。
李金生是科班出身，北京体育学院毕业，长期在篮管中心工作，当过中国男篮领队、竞赛部主任等，被视为篮球改革派的代表。
当然，有时候，姚明的改革措施多少有些理想化。
在男篮输给菲律宾，无缘奥运会后，姚明表示自己会承担责任：“承担责任两种方式，一种是我辞职回家，杭州离上海也近；另一种是继续向前推动（改革）”。
细看姚明的主要改革措施，密集推出的时间点，都是在他担任篮协主席的前期，而中后期的姚主席，给人印象更像是一个男女篮的领队和督导。
姚明从2017年起担任篮协主席，至今已有7年，他上任之初，背负着改革中国篮球的使命，而当时的大环境，确实也是对改革派极为有利的。
换句话说，摸石头过河的同时，也为过不了河退回岸上留了一手，一旦改革效果不好，还可能重回管理中心模式。
姚明上任时有一句名言：中国篮球改革“需要一场大手术，而不是小修小补”，后来男篮屡次兵败时，这话反复被拿出来作为对姚明的嘲讽：大手术在哪儿？
举个例子，同在2017年，体育总局下属的足球运动管理中心正式注销（于前一年撤编），足协与总局在“形式上”脱钩，管办分离迈出一大步。
同在2017年初，李金生接替信兰成，成为篮管中心主任，姚明和李金生同台唱戏，承载着中国篮球体制改革的希望。
可也许更该提出的，是这样一个问题：
当然，至于后来“脱钩不脱离”的名言，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所以，坊间有关姚明有无实权的议论，并非空穴来风。姚明当然有推动改革的权力，但这个权力的授权来源于哪里？当姚明的改革效果不明显时，这个权力是否会被削弱，甚至被收回？这些都是坊间的疑问。
姚明任期内，男篮两届亚运一金一铜（2018/202），2022年亚洲杯获得第8名，两届奥运会都无缘决赛圈。女篮方面，2022世界杯亚军是一个亮点，但巴黎奥运会铩羽又让人失望。
有这样一句话，在时代大势面前，个人的努力有时太过渺小。
在中国体育圈，足球和篮球是管办分离职业化的先行者。足管中心早早撤销，但篮管中心等其他项目中心的改革，都采取了保留机构的做法。
姚明还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习惯于把责任找一个名气最大的人来扛，但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以后谁再来向前推动？该怎么做？这是更重要的问题。”
但时至今日，在重大决策时，篮协依然要听篮管中心的指导意见。篮管中心的高层，兼任篮协副主席，既是协助姚明工作，也有监督指导的意味，可谓“既是副手，也是上级”。
姚明上任一年后，李金生在2018年从篮管中心主任位子上离开，“姚李搭档”只存在了一年。
与姚明出任主席同步，当时另一个人事任命释放出的改革信号也极为浓厚。
也许，可以这样理解，姚主席是技术官僚，在具体技术性业务上拥有话语权，但也仅此而已。
过去，中国体育运动项目的行政管理机构（比如各项目的运动管理中心）和项目协会（例如足协、篮协），通常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管办不分、政事不分。
现在看来，当一条路走不通，或者当他感到无力再向前走时，另一条路也许就是无奈之选了。
随着中国篮球最大KPI——国家队成绩——的滑坡，姚明难免开始遭到质疑。
如果说姚明的那些改革措施，更像是“小修小补”，那么事关篮球管理体制改革的大手术，解决行政管理制度与职业化市场化的核心矛盾，是作为主抓技术性工作的篮协主席，能够说了算的吗？
而要走好这一步，就需要专业化的人才，比如姚明。
姚明出任篮协主席，可以说和李金生的上位有直接关系。那个时候，姚李组合的出现，反映出国家对篮球管理机构改革的决心。在当时，“去行政化”是整体改革方向。
众说纷纭，至于事态如何发展，最终还要等官方的口径。
2014年仁川亚运会，中国男篮排名第5，这是1974年以来首次无缘亚运奖牌；2017年男篮亚洲杯，中国队也只拿到第五，是亚洲杯史上第二差的成绩。
因为这是中国体育行政体系中最大的KPI和考核标准，塔基的建设漫长而难以衡量，只有塔尖看得见摸得着。
在姚主席上任时，李金生说：“篮球专业出身和更好的篮球视野，这些优势都让姚明非常适合中国篮协主席这个职位，他干事很钻研，当篮协主席很合适，也反映了绝大多数人的心愿。”
但也有消息源披露，姚明的辞呈已被批准，而临时接替他的，将是篮协现任副主席中的一位。
也只能到这个层面了。（李普利）
【比赛分析】
61，185人和61，135人，5月5日和17日，大连英博主场对阵北京国安和上海申花的两场比赛，大连梭鱼湾专业足球场分别创造了中超联赛历史第二和第三上座率纪录。
大连英博对阵上海申花比赛的上座人数。
梭鱼湾专业足球场很明显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从入场观众人数来看，显然并不存在什么所谓最高开放80%座位的原则，而在具体客队球迷看台设置上，则是位于北看台左手边角旗区最上方的几个看台，客队看台和主队球迷完全连成一片，体育场会安排安保人员维持秩序。新赛季至今，尚没有发生主客队球迷冲突的案例。
以申花最近两次大规模远征为例，上周末和大连英博的比赛，大连方面在市中心一家五星级酒店，为申花球迷安排了往返梭鱼湾足球场的接驳公交车，这给申花球迷看球提供了很大便利，这个措施也得到了客队球迷的一致称赞。
中超联赛上座人数排行榜。
除了创纪录的上座率，京沪两地数千名远征球迷某种程度还极大撬动了两地文旅经济，这显然非常契合如今“体育赛事带动经济发展”的思路。
如何拥抱赛事经济需认真研究
中超赛会制期间，大连就一直是联赛的一个赛会制所在地，而在从赛会制转为主客场的过渡阶段，大连也是最早允许球迷入场看球的城市。足球城在对待足球的观念上，的确值得其他一些中超球队所在城市借鉴。
上周末，3000余名申花球迷从上海奔赴大连，好几趟航班出现了绝大多数都是申花球迷的近乎包机现象，为此有的航班机组还特地通过广播的方式给远征球迷送上祝福。部分球迷也遭遇人在囧途的尴尬，部分球迷航班遭遇机械故障取消，有人改签的航班还遇到了备降烟台的小插曲，最终周五早上出发深夜近11点才抵达大连……
远征球迷撬动文旅经济
“当然，不是所有比赛两队球迷之间都会很友好的，那么根据过往的情况，也需要对比赛进行研判，如果可能出现风险，也需要有更多预案，而低风险的比赛，还是可以尽可能放宽限制。”
票房收入的确成为很多俱乐部最重要的收入来源，高上座率的俱乐部每一个主场比赛门票收入可以接近或达到500万元，一个赛季全部收入可以达到数千万元，再加上当地管理部门的一些补贴和联赛分红，过去几年，就有过中甲和中超少数投入不大的俱乐部能够实现财政平衡甚至略有盈利，其中很大部分原因就是球票收入。
大连英博主场和上海申花比赛全景图
公开资料显示，最近两年国家层面高度重视赛事经济发展，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2024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把体育赛事作为培育壮大新型消费增长点，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出台的政策文件中也把促进和扩大体育消费作为重点工作。
据澎湃新闻记者了解，算上抢到的主队区域球票，国安远征大连球迷人数超过了2000人，而申花远征军更是突破3000人，“除了去年最后一轮打成都，申花这几年客场远征球迷人数最高差不多就是2000人左右。”
申花球迷带着俱乐部官方发售的登机箱远征大连
据澎湃新闻记者了解，目前绝大多数中国体育场办足球比赛，都遵循着最多开放80%座位的原则，以工体为例，实际入场最高人数不超过5.44万人，因此新工体最近几年上座率的纪录，就是本赛季主场6比1战胜山东泰山时的54，309人。
80%座位外的20%座位，行业内统称为安全区域座位，“但其实最多开放80%座位，只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并不是说不能多卖票。”一位业内资深人士告诉澎湃新闻记者，最终足球比赛售票多少，取决于当地管理部门，“如果地方管理部门希望可以有更多球迷观赛，或者说对于赛事保障有足够的预案，那么完全可以让更多球迷入场观赛。”
上座率几乎达到满座
以中超联赛为例，目前，主场场均上座率超越4万人的球队包括大连英博、北京国安、成都蓉城，而上海申花、山东泰山两家球队上座率接近4万人，保持两万人左右上座率的球队还包括天津津门虎、深圳新鹏城、浙江、云南玉昆、上海海港、青岛海牛等球队。
一位有过相关工作经验的专业人士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对于足球赛事背后的经济，也需要用更专业的态度来认真研究，比如具体赛程的确定上，大连英博对阵国安和申花比赛创下上座率纪录，和比赛的时间安排也有很大的关系。
最近两场大连分别对阵国安和申花，上座率分别达到61，185人和61，135人，这已经非常接近6.3万名最高容纳人数了，占比已经超过97%。作为专业足球场，其实梭鱼湾并不是中超所有球场中容量最高的那个。全新改建后的北京工人体育场就可以容纳6.8万名观众，那么为何还是梭鱼湾连续创下上座率纪录？
简单估算一下，上海往返大连的机票加上常规的两晚住宿，平均每人的花费就至少在2000元，如果算上吃饭、旅游打卡等其他开销，这个数字还会有一定幅度的增长，3000人左右的远征球迷，带动千万元左右级别的消费，是可以预见的。
俱乐部负责客场球迷工作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他起初认为较远的大连客场远征人数应该不会突破2000人，“但实际上周一抢票没几轮就抢光了，后来很多申花球迷不得已去抢了主队区域的票。”
周末在大连市中心的人民路，到处都是身穿蓝色外套的申花球迷，很多申花球迷还特地打卡了一家于汉超爱吃的面店和大连著名传统足球名校东北路小学。市中心几家著名的海鲜烧烤店，晚上排队人群中也都是蓝色身影。比赛日当天上午，申花球迷还特地去了大连英博官方纪念品商店，买了很多盲盒公仔、围巾等纪念品……
而对于比赛双方两地的文旅来说，如何配合俱乐部更好为客队球迷提供看球方便，也是吸引客队球迷更多前来观赛的重要原因。“一方面，需要本地管理部门用更开放的心态来看待足球比赛，不要在入场人数等方面做太多限制。”一位业内资深人士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同时，两家俱乐部也可以就主客场对等接待球迷数量方面尽可能宽限，为更多客队球迷来看球提供便利条件。”
而上赛季联赛最后一轮，成都方面也对于数千名申花远征球迷的到来做好了充分准备，相关人士告诉澎湃新闻记者，获悉最后一轮会有大批申花球迷到来，蓉城俱乐部第一时间和当地管理部门进行了沟通，制定了多种预案确保比赛顺利进行，其中就包括特地在体育场附近开设了一个第二现场，统一安排没有买到票的球迷集体观赛。
成都蓉城为远征申花球迷在体育场附近开辟第二现场
对阵国安是五一长假最后一天的下午，北京球迷可以看完比赛直接乘坐飞机返回，而申花比赛是在周六傍晚，上海很多球迷都是选择搭乘第二天晚上回沪的航班，这样白天还能在大连继续游玩。
公开资料显示，梭鱼湾专业足球场可容纳球迷6.3万名，本赛季第三轮，大连英博首个主场对阵长春亚泰的比赛，就有60，126名球迷入场观看，这个数字当时就已经是2012年10月20日江苏舜天和广州队巅峰对决65，769人上座率后的中超联赛最高纪录。
大连最近两场中超联赛创造上座率纪录，背后还有国安和申花两支俱乐部“远征军”的功劳。按照主客场对等接待的原则，根据体育场实际开放的情况，大连英博俱乐部本赛季可以给客队提供最多2000张球票。
作为职业联赛为数不多走过30年以上的俱乐部，国安和申花聚集了大量习惯和球队一起远征的球迷，这批球迷往往也有很强的消费力。足球和中超联赛，在某种程度上正好承担着相关功能。
“每一轮具体比赛的开球时间，还是参考各个俱乐部意见为主，然后中足联会根据转播需求做统筹安排，那么在确定开球时间上，俱乐部和当地文旅是不是也会把这些因素考虑在内？这些都是拥抱赛事经济很重要的环节。”上述专业人士表示。
【球队数据】
斯托克斯是NBA的传奇球星，当年和马龙的组合，堪称一代经典。那个时期的爵士队，实力非常强大，不仅常年制霸西部，总决赛上和巅峰期的公牛队，都打得有来有回。虽然最终没能夺冠，但斯托克斯缔造了许多纪录，历史助攻王、历史抢断王，至今无人撼动。那他近况如何？大学任教，开地产公司，儿子进NBA，家庭幸福美满。
他的家庭也很幸福，斯托克顿低调谦虚，和妻子也是相恋多年，从一而终。两人感情一直很好，并且育有6个孩子。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孩子基本都从事体育。老大曾是橄榄球运动员，如今和斯托克顿一同经营地产公司。老二是篮球运动员，在海外联赛效力。老三大卫斯托克顿天赋最好，曾经进入NBA效力，如今也是转战欧洲联赛。
回顾他的职业生涯，10次入选全明星，9次拿到助攻王，2次加冕抢断王，11次入选NBA最佳阵容，2次带队杀进总决赛，这样的表现，可以用完美来形容。也是矮个控卫的代表人物，他也实现了财富自由，妥妥的名利双收了。
除此教练工作之外，斯托克顿也有不少个人投资，他还和家人一同创办了房地产公司，手下还有不少健身房，经济方面完全是不缺钱的。
斯托克斯的履历无需多言，他是一人一城的代表人物，职业生涯19年都在爵士队度过，并且有16个赛季全勤，历史第一。他生涯场均可以揽下13.1分2.7篮板10.5助攻的华丽数据，最鼎盛的阶段，实现了连续9年加冕助攻王的神迹，同样是历史独一无二的。97年和98年，则是带领爵士队打进了总决赛，最终都输给了公牛队。
在2003年之后，斯托克顿正式宣布退役。告别NBA舞台之后，他并没有远离篮球。斯托克顿第一时间回归家乡，他在斯波坎担任青少年篮球队的助教，一人带领了七八支球队，为家乡的篮球推广、建设、训练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到了2013年之后，斯托克顿又进入大学任教，他成为了蒙大拿州立大学的女篮教练，并且一干就是很多年。
近些年来，由于年龄增长，斯托克顿选择退居二线。64岁的他不在一线执教，而是转型成为了篮球导师，偶尔出席一些篮球活动。
四儿子也是运动员，最小的2个孩子是女儿，大女儿从事教育工作，小女儿则是篮球运动员，妥妥的体育世家。
【历史交锋】
任绍政，昔日辽宁省拳击冠军，如今在烤肉店做服务员。
“我已经不在这个圈很久了，其实我现在生活环境就是，怎么说呢，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压力，只不过就是压力跟压力不一样。我也从来不比，平平常常的，给自己家里边整好。”
如果人生再有一次选择，还会不会练拳击？任绍政的回答是：“会。”
“一出海就是一年，就那么搁海上漂着，手机没有信号，你说我咋挺过来的。”
“老回忆过去，小时候挺好，真挺好，那阵不大点，玩的多好啊，现在回不去了，一晃这么些年了。”
床头的墙上，挂着那张拳击队和邹市明的合影。在合影相框下的墙上，钉着一枚钉子，上面挂着一枚奖牌。看得出，直到今天，这段在拳击队的日子，这枚象征荣誉的拳击奖牌，仍然是任绍政家里最珍视的东西之一。
任绍政说：“脑梗这东西治不好，得慢慢养。人一生病就完了，谁能料到现在这样，没办法，赶上了，那就面对呗。”
任绍政的队友刘学龙在个人视频号“拳击刘学龙”中透露，体制内的比赛，运动员除了工资外一般不会有太多的额外收入，十几年前，他打到辽宁省冠军的额外奖励只有500元。
昔日拳击队的好友刘学龙来探望。跟着他的镜头走进任绍政的家，屋内陈设简朴，家具老旧，床上躺着任绍政的父亲。
任绍政现在最大的心愿，是每个月的开支都能有着落，让家里能维持下去。
任绍政曾经有个对象，一度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但后来吹了。“那阵是谈结婚了，她家就是各方面比较挑，咱也没那条件。四个字形容，一言难尽吧。”
“以后要不就学点啥，要不就自己干点啥，到时候再说，眼下没别的办法。给我爸整好了，整好了我不操心了我随便。”
在拳击圈里，打到全国顶尖、成为出名的职业高手才有可能挣钱，而体制内的普通拳手，收入并不高，要打商业赛才有机会赚钱。
时光流逝，当年对拳击有梦想的那个孩子，一度当上了辽宁省的拳击冠军，但如今，任绍政不打拳击已经十年，昔日做运动员的光荣与梦想，已湮灭在现实生活的一地鸡毛中。
当年任绍政打到了辽宁省拳击冠军的高度，但除了荣誉，钱并没有挣到多少。
出于怀念，任绍政和队友刘学龙一起回过当年练拳的体育馆，“感觉变了又没变”。
在综合训练楼，任绍政看到外立面已粉刷一新，进去一看，力量房一点没变，门还是老旧的塑封门，旁边另一个防盗门上写着“跆拳道”三字，但大门紧锁，沙袋等设备堆在门外。
对于以后的人生，任绍政没有具体打算：“说实话，先维持现状。”
“主要靠职业比赛、商业比赛赚钱，商业比赛涉及到出场费，比如你打赢了拿1万，打输了拿5千、4千这种。那时候打商业赛，最多的一场，出场费是1万，赢了的话额外再给3千。”
走进当年的运动员宿舍楼，任绍政说：“味道还是那个味道。”
“这中间可能还有一些俱乐部的抽成，教练可能也会抽走一些。”
从离开拳击队退役到如今，任绍政干过很多活，他用东北话说，那真是干活“干老了”：“餐饮、刷车、在工地给老板开车、当海员出海……都干过。”
“你像我现在干这活（烤肉店服务员），每天10点到10点，12个小时，一个月3千来块钱，有提成，提成也就200来块钱，全下来3千5吧，也没给上保险。”
时光流逝，当年对拳击有梦想的那个孩子，一度当上了辽宁省的拳击冠军，但如今，任绍政不打拳击已经十年，昔日做运动员的光荣与梦想，已湮灭在现实生活的一地鸡毛中。
“你看我这么长时间不练了，但那些拳击技术啥的，这辈子忘不了。都是学到心坎里的东西，从小学到大，能忘吗？只不过就是身体素质跟不上以前了。”
翻箱倒柜，任绍政找出自己当年练拳用过的拳套、手靶，上面已经落上了灰，他一边擦拭灰尘，一边眼里闪出回忆的光。
“压力大给我压的，各方面用钱的地方……像我爸得吃药，高血压药、脑神经药都得吃，吃那药一开一千多、一开一千多，咱说实话，我这工资也不够开药的。”
“人要是一旦大起大落，就能看清楚身边的所有人，鲜明对比。”
“进国青队打全国比赛，没有钱，我队友青年赛冠军好像给了1千，我全国青年赛第三，没有钱，一分钱没拿到。”
“别人可能说爱干不干，但我不行，我干这玩意是为了养家生活，我得想着这个月开支，家里各方面开销，我都得计算着点。”
“别的队可能有待遇好的，可能会更高，但辽宁这边，到运动员手里就500块钱。”
“这地面挺光溜，厕所也这么先进了。现在的寝室比之前牛多了，之前这门，你锁都锁不上。”
任绍政的拳击梦，是一脉相传的。他父亲也曾是拳击运动员，拿过省运会冠军，任绍政走上拳击之路，受父亲影响很大。
在这张奥运拳击冠军邹市明与本溪拳击队的合影中，前排左二就是任绍政，那时他还是个孩子，受到来访著名冠军的鼓舞，他那时的梦想是好好训练，在拳台上打出名堂。
“人生没有假如，但假如练拳练到现在，指定会是一个不一样的效果，人生的轨迹也完全不一样。”
至于打拳，任绍政有时候手痒了，也会“比划比划”。“去年夏天，我去拳馆打了一会，去玩一会。”
从墙外还能找到自己当年住过的宿舍窗户，刷的还是一样颜色的漆。楼门入口处，挂着牌子“本溪市田径学校运动员宿舍”，他们询问值班室里的宿管阿姨“现在还有拳击队吗？”阿姨回答说：“不知道”。
任绍政打的最后一场比赛是2015年，如今已经过去整十年了。
十年前，任绍政的父亲能走能跳还能打拳，但现在大多时间躺在床上，见人就爱流泪。因为脑梗，父亲之前住了好几个月医院，任绍政现在扛起了照顾老人、养家谋生的担子。
看着训练楼门口的大台阶，任绍政回忆起当年在队里练体能时的画面。“上下算一趟，要练50趟，那会儿也是强挺着。”
兜兜转转一大圈，任绍政如今在一家烤肉店当服务员，看到一些队友如今混得不错，他并不羡慕。“人生轨道不一样，有的人可能说是发展起来了，有的人可能还在平平碌碌的生活。”
“一般人想象不到那个感觉。海上潮，老潮了，干完活衣服全湿的，鞋里都是透的。那个被褥也潮，干活的时候把电热打开，等进去睡觉时候能把里面烘干了，是热乎的。”
任绍政感叹：“这一句不知道，给我整心酸了，本溪拳击队消失了啊？拳击再没有本溪这俩字了？”
“练拳击的苦，跟现在的苦比，那还是现在更苦。”（二头）
【球员介绍】
姚明辞去中国篮协主席的传闻在网络热传，多方消息源说法不一。
对于媒体的问询，中国篮协的工作人员表示“姚主席在单位呢”，而篮协副主席徐济成则回应称：“别听那些，谣言！”
前男篮教练、名宿蒋兴权曾这样评价李金生：“在篮管中心的干部里，他跟队时间最长，对训练、比赛和队伍管理都很有经验，很内行，我对他很有信心。”
说这话时，是男篮兵败之后，有记者暗示责任不光是教练的，还应该有位子更高的人来担责，暗指的就是姚明。
比如推动三人篮球发展，推广小篮球项目，让篮球多元化多渠道开花；
比如CBA球员合同制度的改革、工资帽制度、股份分红制以及转会制度规范化，试图加速CBA的职业化进程，避免少数球队垄断，促进联赛整体繁荣；
在上升通道狭窄的当下，当升学就业仍是绝大多数孩子唯一现实选择时，姚明想让篮球和体育成为学生成长和阶层上升的一个途径，难免碰壁。
一方面，主抓国家队成绩，是他后期的指标性工作，另一方面，也许抓好国家队，才能帮他争取到更大话语权。反之，则会……
比如“双国家队模式”的尝试，努力为年轻教练和球员创造机会和竞争氛围；
甚至一些自媒体还有了姚明利用职权贪腐的炒作，但在篮球圈里，根本没人信。
所以，对姚明较为客观的评价，也许是他在大厦将倾之际，未能挽狂澜于既倒，但真的很难责难他是篮球整体滑坡的责任人。
其实在姚明上任前，中国男篮的滑坡已经开始了。
在任上，爱钻研的姚明确实推动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管办分离的改革，在姚明上任七年后的今天，依然“中途半端”，且是否需要继续走下去，似乎有了争议。
例如体教结合、青训重心转向校园篮球和大学生选秀。可惜，这不光是体育部门的事，还涉及到教育乃至社会文化等更大更深的话题。
在姚李上任之初，篮球改革也被认为会朝这个大方向发展，很多人认为，李金生的使命，是带动篮管中心和篮协进行改革，逐步让篮管中心退出历史舞台，让篮协去行政化，真正迈向职业化。
2017年姚明上任时，总局下发《关于篮球改革试点的有关事项的通知》，篮管中心的“业务”职责移交给篮协，舆论一度欢呼这是“脱钩”了。
而在2017年前后，改革的大方向是：管办分离，改变行政体育思路，真正放权给各运动协会，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不过，即使个人品行并无瑕疵，但国家队成绩的硬伤，难免影响姚明的话语权。
李金生是科班出身，北京体育学院毕业，长期在篮管中心工作，当过中国男篮领队、竞赛部主任等，被视为篮球改革派的代表。
当然，有时候，姚明的改革措施多少有些理想化。
在男篮输给菲律宾，无缘奥运会后，姚明表示自己会承担责任：“承担责任两种方式，一种是我辞职回家，杭州离上海也近；另一种是继续向前推动（改革）”。
细看姚明的主要改革措施，密集推出的时间点，都是在他担任篮协主席的前期，而中后期的姚主席，给人印象更像是一个男女篮的领队和督导。
姚明从2017年起担任篮协主席，至今已有7年，他上任之初，背负着改革中国篮球的使命，而当时的大环境，确实也是对改革派极为有利的。
换句话说，摸石头过河的同时，也为过不了河退回岸上留了一手，一旦改革效果不好，还可能重回管理中心模式。
姚明上任时有一句名言：中国篮球改革“需要一场大手术，而不是小修小补”，后来男篮屡次兵败时，这话反复被拿出来作为对姚明的嘲讽：大手术在哪儿？
举个例子，同在2017年，体育总局下属的足球运动管理中心正式注销（于前一年撤编），足协与总局在“形式上”脱钩，管办分离迈出一大步。
同在2017年初，李金生接替信兰成，成为篮管中心主任，姚明和李金生同台唱戏，承载着中国篮球体制改革的希望。
可也许更该提出的，是这样一个问题：
当然，至于后来“脱钩不脱离”的名言，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所以，坊间有关姚明有无实权的议论，并非空穴来风。姚明当然有推动改革的权力，但这个权力的授权来源于哪里？当姚明的改革效果不明显时，这个权力是否会被削弱，甚至被收回？这些都是坊间的疑问。
姚明任期内，男篮两届亚运一金一铜（2018/202），2022年亚洲杯获得第8名，两届奥运会都无缘决赛圈。女篮方面，2022世界杯亚军是一个亮点，但巴黎奥运会铩羽又让人失望。
有这样一句话，在时代大势面前，个人的努力有时太过渺小。
在中国体育圈，足球和篮球是管办分离职业化的先行者。足管中心早早撤销，但篮管中心等其他项目中心的改革，都采取了保留机构的做法。
姚明还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习惯于把责任找一个名气最大的人来扛，但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以后谁再来向前推动？该怎么做？这是更重要的问题。”
但时至今日，在重大决策时，篮协依然要听篮管中心的指导意见。篮管中心的高层，兼任篮协副主席，既是协助姚明工作，也有监督指导的意味，可谓“既是副手，也是上级”。
姚明上任一年后，李金生在2018年从篮管中心主任位子上离开，“姚李搭档”只存在了一年。
与姚明出任主席同步，当时另一个人事任命释放出的改革信号也极为浓厚。
也许，可以这样理解，姚主席是技术官僚，在具体技术性业务上拥有话语权，但也仅此而已。
过去，中国体育运动项目的行政管理机构（比如各项目的运动管理中心）和项目协会（例如足协、篮协），通常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管办不分、政事不分。
现在看来，当一条路走不通，或者当他感到无力再向前走时，另一条路也许就是无奈之选了。
随着中国篮球最大KPI——国家队成绩——的滑坡，姚明难免开始遭到质疑。
如果说姚明的那些改革措施，更像是“小修小补”，那么事关篮球管理体制改革的大手术，解决行政管理制度与职业化市场化的核心矛盾，是作为主抓技术性工作的篮协主席，能够说了算的吗？
而要走好这一步，就需要专业化的人才，比如姚明。
姚明出任篮协主席，可以说和李金生的上位有直接关系。那个时候，姚李组合的出现，反映出国家对篮球管理机构改革的决心。在当时，“去行政化”是整体改革方向。
众说纷纭，至于事态如何发展，最终还要等官方的口径。
2014年仁川亚运会，中国男篮排名第5，这是1974年以来首次无缘亚运奖牌；2017年男篮亚洲杯，中国队也只拿到第五，是亚洲杯史上第二差的成绩。
因为这是中国体育行政体系中最大的KPI和考核标准，塔基的建设漫长而难以衡量，只有塔尖看得见摸得着。
在姚主席上任时，李金生说：“篮球专业出身和更好的篮球视野，这些优势都让姚明非常适合中国篮协主席这个职位，他干事很钻研，当篮协主席很合适，也反映了绝大多数人的心愿。”
但也有消息源披露，姚明的辞呈已被批准，而临时接替他的，将是篮协现任副主席中的一位。
也只能到这个层面了。（李普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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